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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3月24日,公安局的副部长杨奇清正在开会,突然间,他接到一个紧急电话,原来给他打电话的正是公安部长谢富治。
在电话中,杨奇清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,一个叫赵全一的骗子,伪造了周恩来的批文,骗走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的巨款,此案可谓是惊天大案,杨奇清接到电话后不敢耽搁,立即开展调查。
那么,这个叫赵全一的人是什么身份?为何敢假冒总理的批文骗走这么多钱呢?此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事情发生在1960年3月18日,那是一个黄昏,北京西交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长的办公室,迎来一个“”大人物”,此人身材瘦高,穿着一件呢子大衣,直奔行长办公室。
西交民巷内的人民银行
一进办公室,男子便挑明来意:“我是国务院的,来给行长送急件,”说着话,男子把一个大信封递了过去,当时行长不在办公室,接待这名男子的是工作人员。
见信封上印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”几个大字,工作人员有些紧张,对方来头不小,可不能怠慢了他,随后,工作人员在男子指定的位置签了名。
因为信封上写着“速送”两个字,工作人员也不敢耽搁,立即把这个信封送到了行长秘书手上,秘书打开信封一看,心头一紧,竟是周恩来批示的报告,内容如下:
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你,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,有中外记者参加,拍记录影片,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,这样就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,根据以上情况,拟拨给15——20万元,可否,请批示。
在信件内容的下方,赫然写着周恩来的签名和批文,值得一提的是,在签名的右边还写着一段小字,大意是要市场流通的旧票,十元纸票包一捆,七点送到民族饭店,收钱人为赵全一。
伪造的批示
虽然这份周恩来的批文看似很真,但行长秘书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,她对此也产生过怀疑,怀疑是不是有骗子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了。
但可惜的是,骗子也算到了这一点,所以才会把时间安排地如此紧急,秘书看表后发现快下班了,也来不及多想,立即打电话给了北京分行,让他们准备好20万现金,仔细说明了批文中的要求。
交代好一切后,秘书立即敲响了王副局长的门,把男子送来的批文和取款要求一说,王副局长是个仔细人,他在认真看过批文后产生了怀疑,这么大的取款金额,没有理由不通过财政部啊?
谁知骗子棋高一招,也算到了这一点,正当秘书和王副局长交接的时候,一个自称是“总理办公室”的电话打给了王副局长,电话内的人不断催促他快点准备好钱,似乎有什么紧急大事要办,王副局长哪敢多打听啊,立即催人去取钱送到民族饭店。
下午七点钟左右,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的朱科长找了两个人,抬着两麻袋钞票开车直奔民族饭店,因为涉及金额过大,朱科长等人有些紧张,再加上对方要求要市场上流通的旧币,市场上用到的十元票子实在少见,20万元的零碎人民币便足足装满了两个麻袋。
为了防止出意外,朱科长让同行的两人看着钱,自己则独自走进饭店打听“赵全一”,还没等他找到人,赵全一便主动找他搭话,朱科长顺着声音望过去,只见来人穿着中山装、呢子裤,头上还戴着黑呢子帽。
一见面,赵全一便自曝身份,挑明问朱科长:“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?款子带来了吗?”
朱科长也认不出这人是骗子,反而对他毕恭毕敬地说:“我们没有误事吧?”
那人微笑着指了指墙上的钟说:“没有,很准时。”
随后,赵全一拿出一张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,上面写道: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。
伪造的介绍信
朱科长接过介绍信仔细看了一遍,确认无误后,为了防止出意外,又让赵全一亲笔写了一张20万元的收条,连同介绍信一起拿了回去,事情办完后,朱科长与同行的三人如释重负,这件大事总算办好了。
20万的收条
过了几天,总行行长办完事回京,王副局长便把总理批文一事说了,行长认为应该向周总理请示这笔钱如何入账。
3月24日,行长给周恩来的办公室打去了电话,询问20万元现金一事,但令他震惊的事发生了,总理办公室竟说从未批示过这笔款项,行长大惊,既然总理没有批示要这笔钱,那这么大一笔巨款去哪里了?
随后,为了确认事情的来龙去脉,总理办公室要求他们把原件送回,之后,两方才搞明白,这是有人冒充总理的批文骗钱啊,因为涉及金额过大,总行立即报案,要求查清20万元巨款的去处。
骗子伪造自己的公函,还一次性骗走了20万,对此,周恩来总理十分愤怒,他亲自下了指令给公安部部长,要求他们限期侦破此案,也就有了我们文中开头的那一幕。
因此事非同小可,公安部觉得与其派警务人员侦查,不如发动群众,毕竟多力量大,在群众的集体力量下,骗子一定会无所遁形,很快,当地的报纸和广播都在宣扬此事,军队也介入此案。
当夜,公安部治安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,接到了保卫局局长李钊打来的电话,李钊说有一个大案正在等着他,有个骗子拿着假冒的总理批文骗走了20万元,要他迅速赶到办公室商量对策。
在办公室内,李钊大概地向刘文介绍案发经过,并交给他四份关键性的证据:一、装报告的国务院信封,二、总理的批示报告,三、赵全一的介绍信,四、赵全一亲手写的收款条。
拿到以上证据后,刘文不敢耽搁,立即和同事连夜检验,很快,检查结果出来,经鉴定,这四份证据上的字迹出自同一个人之手,而且此人的文化很高,熟悉公文格式,连周总理的签名也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骗子伪造的证物
除此之外,检验部的人还发现一个漏洞,这份信封的封口处粘连了两次,是使用过的旧信封,介绍信上的“总理办公室”戳记也是用水彩笔描绘而成,但总理办公室下达的介绍信的印文是用钢笔、蜡纸加红印油印出来的,断不会用水彩笔这么敷衍。
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出现了,这份旧信封出自哪个单位呢?难道要把各个单位的旧信封都找来对照吗?那得查到何年何月啊?
别急,检验部的技术人员自有办法,他们拿来国务院信封样本与证物对比,分析纸张的纤维,果真找到了差别,最后鉴定出来,证物信封是1959年6月印刷的牛皮纸信封,是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来往文件都会使用到。
而且证物信封是二次使用,上面的字迹也被擦拭过,为此,公安部还专门请了刘允斌来帮忙反复检查,但很遗憾,查了许久都是毫无线索,公安部只能从其它地方下手。
大家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墨水上,公安部人员火速出动,试图在各个文具店找到和证物字迹相匹配的墨水,但很遗憾,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,公安人员有些着急,又把注意放在了公文稿纸上。
经过鉴定之后,办案人员发现骗子用的纸张大有来头,此纸是八开纸,中间印有折缝花纹,左右两边印有15个横格,虽然当时有很多单位都用这种纸张,但每个单位都会自己定制,所以它们的印刷和纸张质量都有着大大的不同。
很快,技术组人员把证物印刷后下发到各个单位,要求他们细查,经过大家数天的辛苦调查,很快得出结论,查明证物纸张出自国家外贸部,调查的范围也大大的缩小。
4月2日,外贸部接到公安部的通知,开始排查最近的公文稿纸使用情况,以及案发那天下午谁不在单位,下午,公安部机关保卫处处长带着8名技术人员来了,外贸部副部长让大家全力配合查案。
随后,技术部人员开始逐一查对外贸部单位员工的笔迹,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,一位叫王倬的嫌疑人浮出水面,刘文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到外贸部,仔细看了王倬的档案。
王倬,36岁,沈阳人,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,曾在北平市特刑庭看守所任收发一职,北平解放后,他进入革命大学,后被分配到陕南军区卫生所工作,但在1950年时期抗美援朝开始后,竟逃避赴朝鲜打仗。
为了不上战场,王倬与同事王国昌伪造路条,王国昌化名为“赵全一”,几年前,王国昌来北京游玩,王倬尽地主之谊到派出所给他搞了一个临时户口,用的正是骗子“赵全一”的名字。
而王倬之所以成为嫌疑人,也正是因为技术组的人发现他的字迹和证物上的字迹一样,但因为没有确凿证据,无法逮捕王倬,为了防止打草惊蛇,刘文决定撤回去再做打算。
谁知就在这关键时刻,外贸部带了一个人来,此人叫做董林,和王倬用一个办公室,平日关系也算不错,董林了解情况后,便认定王倬和赵全一有关系。
原来案发当天,王倬请假没来上班,据他自己说是母亲病了,他陪着老母去了积水潭医院看病,但很快,王倬这一说法被推翻,积水潭根本没有王倬母亲的就诊记录。
另外,案发后不久,有知情的人说犯罪份子的眼睛不大,办公室的人便拿王倬开玩笑,董林也说小眼睛的王倬十分可疑,谁知王倬立即暴怒,痛斥了董林一番。
再一个是技术组的人来对照笔迹时,大家为了帮助破案都十分积极地配合,只有王倬很反常,拖拖拉拉好久才写了毛笔字和钢笔字交上去,以上几点,让董林觉得王倬有极大的可能是这次案件的嫌疑人。
与此同时,公安部也在考虑,此案难道就只是王倬一人所为吗?他的同伙在哪里?为了不惊动王倬,刘文回到公安部后再三地对照了笔迹,最后确定,证物上的笔迹和王倬的笔迹一模一样。
经过调查,案件的真相也开始浮出水面,大家也明白了为何王倬有如此大的胆子。
王倬
1952年9月,王倬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,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,虽然工资不高,但王倬的手头还比较宽裕,如果不大吃大喝,他的钱是够用的,但很快意外就发生了。
1960年,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的第一年,国家经济困难,物资困乏,再加上那个年代的物品都是凭票购买,一只老母鸡要价50元,普通人是吃不起的。
王倬的家庭又比好,平常好吃好喝少不了,自然乐得逍遥,但情况大变后,他实在不甘心过苦日子,于是,王倬开始动起来歪脑筋,想着一夜暴富,过人上人的生活。
一次,他见处长接到上头文件,替领导处理一些事,王倬便动起了歪脑筋。
不用干苦力,不用费劲心思赚钱,连公章都不用盖就能办成事,如果自己也能得到这样的权利,那该有多好。
但王倬不懂经商也当不了官,要怎么样才能坐享其成呢?想来想去,王倬想出了一个笨办法,真的来不了,假的还来不了吗?如果自己冒充总理写批文,保证畅通无阻。
于是,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王倬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伪造签名上,他有书法的功底,再加上勤学苦练,很快就把周总理的签名模仿到了九成,接下来,假冒的公章,国务院的信封,王倬都一一把它们伪造了出来。
因为打着主席的旗号,王倬断定没人敢多问,再加上那段时间确实有西藏活佛来讲经的消息传出,所以王倬确认此骗局天衣无缝,但他不知道的是,赵全一这个化名他用过几次,已经成了此案的最大破绽。
3月18日,王倬借口老母亲病重,向单位的领导请假,4点钟,王倬回家拿走准备好的资料,直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,十分顺利地将此事办成。
“公函”送达后,王倬料定20万元送到民族饭店还有一段时间,于是,他开始思索钱到手后如何使用,藏在哪里,该怎么运走,起初,王倬心里有些害怕,这20对他来说是个巨款,一旦案发,自己会不会掉脑袋?
但王倬很快被金钱的诱惑冲昏了头脑,朱科长三人把钱送过去之后,王倬看着这两麻袋钱又欢喜又忧愁,喜得是自己以后能大富大贵了,忧的是这么多钱要怎么运走?
起初,王倬想用三轮车把钱运回家,他想,自己踩着三轮车拖着两个大麻袋,别人顶多会以为自己收废品或者捡破烂的,谁会怀疑自己拉了两袋子钱啊?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他打消了,因为骑三轮车目标实在是太大了。
想来想去,王倬想用自行车把钱运回去,那时又正好是下班高峰期,自己混在人群中间,谁会怀疑自己呢?说干就干,王倬推来了自行车,把两个麻袋固定好,吭哧吭哧踩着自行车混入人群中,朝着家的方向骑去。
回家后,王倬累得筋疲力尽,不理老母亲的询问,咕噜噜喝了好大一杯水,半夜时分,趁着家里人都睡着了,王倬悄悄爬起来把20万巨款藏了一半,正当他思考着另一半藏哪时,老母亲却听到动静进来了。
为了防止事情生变,王倬撒谎告诉母亲自己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,老母亲吓得要命,还以为儿子犯事了,赶紧让他把钱送回去,王倬也急了,脱口而出:“送回去?那不是找死吗?”
听到这话,老母亲预感不对头,她害怕儿子的钱来路不正,如果是抢来的钱,这么大一笔巨款,还不得枪毙了?想到这里,王倬母亲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,嚎啕大哭起来。
王倬是个孝子,哪里能见母亲如此伤心,赶紧拿了十元一捆的钱哄着她,说如果事发了,自己就去认罪,您老只管过好日子,但王倬母亲是个胆小的,揣着这捆钱好几天,不敢花,也不敢去报警。
案发后,因为这笔钱的金额实在是太大,北京市都在讨论,警察也查得很严,王倬骗来的钱根本不敢花,他整日疑神疑鬼,只要有人小声议论,他都觉得对方发现了自己。
一直到到3月25日晚上,王倬下班时突然听老母提起,说家里有人来检查卫生,王倬大惊,怀疑是公安局调查到自己头上了,为了自保,他把藏好的一部分钱转移到隔壁屋子,但剩下的钱怎么办呢?
眼下查得这么紧,这钱肯定不能花,扔又没地方扔,藏在亲戚家也不保险,想来想去,狗急跳墙的王倬竟然想了这个笨办法,烧了,把它烧成灰,等风头一过,再把剩下的钱花了,不就死无对证了吗?
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,这钱虽然金贵,自己也挣不到这么多,要真烧起来,一下子也烧不完啊,但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,王倬只好开始烧钱行动,接连四个晚上,王倬忙里忙外才烧了八千多块。
其实也不怪王倬动作慢,他家里只有一个小煤炉,如果钱是一百块一张的还好,偏偏都是些零碎的散钱,一下子扔进火堆里燃气大火又太引人注目,到最后,王倬为了不留下痕迹,还买了消毒水来除味。
眼见烧钱的动作太慢,王倬便放弃了这个笨办法,他在藏钱的隔壁屋子里挖了个坑,把剩下的钱全部放了进去,再用蜂窝煤盖上,如果不细看,是不会发现地底下有钱的。
但很快,警察就怀疑到了王倬头上,实施了逮捕行动,因为涉及金额太大,办案的警察为了安全着想,每人配了一把手枪和五发子弹,被窝里的王倬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几个警察拖上了警车。
被捕后的王倬
逮捕嫌疑人后,警察在王家搜查,但搜了半晌,一分钱都没找到,警察起了疑心,毕竟王家就这么大,能把钱藏在哪里去了?
搜查到最后,警察把目光放在了地底下,大家拿来的锄头、铁锹到处挖,寻摸好一阵,终于发现了王倬藏钱的蜂窝煤堆,刨开一看,钱果然藏在里头,共计191409元。
警察奇怪,剩下的钱呢?直到王倬主动交代,警察才明白那八千块的去处。
经过公安局检验,王倬所住的街道外的垃圾桶里的灰烬,正是他烧掉的八千多块人民币,事已至此,冒充周总理批文骗取巨款的案件告破,但同时也令人嘘唏,案子破获后,不知道有多人夜里睡不着,感叹被王倬烧掉的巨款。
王倬被逮捕后,迫于压力很快就交代了犯案经过,而王倬案从立案到破案仅仅用十天。
1960年7月28日,王倬被判处死刑,他的发财梦也破碎了。
钱被追回来之后,周总理也长舒了一口气,但也有人很奇怪,那个年代20万是笔巨款,怎么会轻易地被骗走呢?
对此,也有人给出了答案,王倬伪造的批文,写的是修缮寺庙,这符合当时报纸和广播报道的消息,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,关于西藏的消息和活佛的消息,对国内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。
再一个是王倬要钱要的急,大家根本来不及思考,而且五六十年代的人很淳朴,诈骗手段也没现在高明,谁也不会想到有骗子居然敢冒充总理。
这件事情过后,总理曾对给他送文件的人感慨:“在我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点,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,我们无法向人民交代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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